在希望实现与男性平权平责的过程中，甚至出现更为极端的平等观，试图在一切方面与男子相等，秋瑾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对男装有兴趣。
从行政执法程序规定、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看，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截至2019年底，全国各地总共制定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32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100多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决定170多部、政府信息公开规定90部、行政程序规定16部。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种错位的权力配置是有限的和有序的，是依次逐级降位的，换言之，绝对保留事项不能交由其他主体先行试验，一般法律保留事项可下放由行政法规先行试验，非法律保留中央立法事项可下放由地方性法规先行试验，综合性地方立法事项可下放由政府规章先行试验。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9]参见上注，封丽霞文。[10] 学界提出的上述标准不无道理。关键词: 行政程序 地方先行试验立法 立法主体 立法模式 运作规范 一、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实践及问题 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在立法难度比较大、短时期内难以如愿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先行开展了地方立法，走上了地方先行的立法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行政程序的地方先行立法称为地方先行试验立法。试验立法的过程不仅包括立法过程，还包括执法过程，立法的效果只能在执法过程中表现出来。[15] 与之不同的是，在分享经济中，平台可以依靠一个强大的算法，依靠你自己过去的使用数据和类似的用户使用数据推算出你可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来实现买方和卖方的相互匹配，因而平台是一种信息中介，不仅使交易更为便利，也推动了互联网的中心化趋势。
通过信息和数据手段，平台可以解决塑造社会信任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24] 平台可以通过算法和激励措施使得用户能够以有利于平台的方式来使用平台，平台本身不再只是中立的信息中介服务提供者。[37]胡凌：《分享经济的法律规制》，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8期。[23]在信息服务方面，web1.0模式本身只是传统业务的新形式，即一对多的发布。
要而言之，社会公平应当列入分享经济的规制目标。同时，法律如果要确立网约车司机这一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新类别，在短时期内又不太现实。
例如，为应对分享经济模式逐渐扩大、传统经济萎缩而导致部分弱势人群既无法享受传统服务也无法适应新兴服务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数字经济下无法接入共享经济平台服务的弱势群体（如老人、残障人士等），监管部门不妨通过鼓励的方式， 47 促使平台开发相应的技术方案，有意识地将平台的便利扩展到跟不上或者没法跟上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助推其加大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44]Richard Thaler Cass Sunstein，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 and Happiness，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p.5-6. [45]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11]毫无疑问，以实体物质为分享对象的新经济建立在移动互联网基础上，人们很难想象自己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去约车。[31]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回避专车的合法性问题。
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鼓励平台企业对劳动者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不影响劳动力自由流通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国家可以对某些为劳动者提供恰当保护的企业提供一定的奖励措施，鼓励平台企业与其员工建立更为长远和良性的合作关系。而今天我们可以说，数据就是权力。[36]陈甦、周汉华：《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载《工商行政管理》2017年第3期。因此，此种法律策略也集中体现了一种法律形式主义的进路。
三、技术化与助推式：规制模式的重塑 互联网从其大规模商业化运用开始，就打破了传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手段进行规制的单一化模式。在专车平台发展初期车越来越好打，现在却出现了车越来越难打的状况，甚至有些时候用户还会遭遇高峰期加价也打不到车的体验。
相比于思想来说，肉体和实物更容易为权力所控制。这一点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分享经济平台不同于知识分享平台之处正在于它塑造了新的中心化架构。具体而言，现行法律规定小客车客运服务有三种模式：代驾、租车、出租车或包车。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市场信息从私密化走向公开化，只要掌握了数据，就可以明晰市场交易信息的实时变化，事前监管所基于的信息鸿沟难题能够很大程度得到化解。此种方案是在不突破既定法律法规、也不修改既有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法律关系的组合结构，达成合规目的，为新型的商业模式提供合法性基础。[28]参见《欧盟最高法院：Uber就是运输服务，按出租车公司监管》，凤凰网，http：//tech.ifeng.com/a/20171220/44813048_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3月21日)。尽管相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法律规则的更新速度自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是这并不妨碍规制部门在法定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主动探索有效的规制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分享经济平台在碾平传统经济产业等级制结构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即重新建立了等级制结构。然而，反过来说，倘若实行放任管制的态度，那么正如上文所述，平台就会成为新的资本利维坦。
参见：《弘扬社会正能量：首个滴答出租车‘雷锋车队于南京成立》，环球网，http：//hope.huanqiu.com/dongtai/2019-04/14646041.html?agt=15422，(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9月1日)。[10]张效羽：《发展分享经济亟待行政监管改革》，载《学习时报》2015年11月19日。
[17]胡凌：《如何监管分享经济——以专车为例》，载《探寻网络法的政治经济起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页。关键词: 分享经济 基础架构 规制 大数据 当滴滴出行等新兴平台日益成为城市生活常态的一部分时，我们也随之进入了分享经济时代。
然而，现在用户却经常面临高峰时期打车难的问题，而近期频繁的乘客遇害事件更是让其安全隐患凸显。[46] 实际上，助推型规制的适用范围不止于分享经济平台中的劳资关系问题，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之中去。在此基础上，探索一体化、跨越法律部门的分享经济规制体系，实乃下一步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必须探索一种新型的规制模式，以实现二者的平衡。
在分享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传统的商业模式正在逐渐萎缩，抑或被迫接入分享经济的商业网络，这使得许多与社会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都必须通过分享经济才能提供和获得。[6]See Youchai Benkler，The Wealth of Networks：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7]彭越：《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以互联网专车为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传统市场经济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 [25]而数字市场经济建立在全知的基础上。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在观念上调整事前监管的思维，更多采取事中和事后监管相结合的数据化、技术化监管体系。
分享经济对传统等级制结构的经济模式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其带有极强的分散化和扁平化倾向。早在前互联网时代，国人已经在长期的群体生活中出现了红白喜事凑份子的方法，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一种原初形态的分享经济模式。
这不仅会提高政府监管的能力和效率，而且能够对一些潜在的违法事件进行预防。毋宁说，App更类似于一块巨大的磁铁，平台可以通过它调动很多不属于它的资源，并制造其独特的产品。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分享经济App只是平台公司所提供的一种非物质产品，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非分享经济平台的真正产品。那些无法使用、或者难于使用移动互联网及其相关手机应用的群体——无论是出于年龄原因还是身体原因——本身很可能被排除出分享经济的范围，而没有受到现行法律和社会对其进行的特殊保障。
在这一点上，分享经济和知识共享具有同样的趋势，即互联网本身将世界碾平的特性。[29] 正是由于这种规制模式，使得实质的社会公平维度很难被纳入考量范围。
[18]这就是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所说的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production)，参见[意]奈格里、[美]哈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而真正的共享经济，以Linux等开源运动为代表，才是真正创造了公地。
顺风车司机仍然拥有车辆的所有权，但使用权受到平台的调控。比如，在专车第一案中，法院并未讨论专车合法性的问题，而是从传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包括服务合同和居间合同——角度来进行处理，这种恪守规则之治德的做法诚然无可厚非，但也无法解决专车发展的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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